张謇与胡雪岩、盛宣怀之比较——夏骏访谈高全喜之二

原创:星云影视         思想现场2020.09.24


夏骏:在晚清以后的政商版图上,著名的商人很有几位。

比如胡雪岩,一度成为左宗棠大军的军费、军火运作人,几近总后勤部长,运作资金白银千万两。又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相当于全国知名民营银行的大老板,甚至被称为“活财神”。他在杭州创立的“胡庆余堂”中药店,声誉广播,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而且他官至二品,官商两道极盛,被称为“红顶商人”。

再比如盛宣怀,配合李鸿章、张之洞几大晚清重臣,经营国家核心工商资产,主持中国最初的航运业、通讯业、铁道业以及煤矿、铁路、银行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根本产业,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也被称为晚清“实业之父”。他一生经营资本不计其数,成就巨大。

盛宣怀的个人资产也很多,盛氏财产清理处曾经用半年时间做过认真清理,认定“盛氏财产至19201月止,总额为1349万两,除了偿款及提存各款153万两外,实际应为1160万”。这是公布于当时报端的详细数字。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有法律依据的,因而也具有权威性。盛宣怀也可谓晚清首富。

而张謇,作为商人,最鼎盛时的资产也远不能与胡雪岩和盛宣怀相比,加上张謇本人并不是大生主要股东,个人资产与胡、盛二人相比,更是九牛一毛。到他晚年,大生企业甚至背负巨额债务,更是谈不上张謇个人财富的积累了。

但是,时至今日,百年过往,张謇形象的光辉度却明显高于当年商业成就远远大于他的胡雪岩和盛宣怀,关于这其中的奥秘,您如何解读?


高全喜:你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很值得比较、探讨。因为张謇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像你刚才说的与胡雪岩、盛宣怀他们不太一样,要从社会形象和影响上来讲,张謇比他们光辉得多。

这里头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张謇有着自主性,而这个自主性又和中国变化时代的“公共性”结合在一起了。就是说,他的自主性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公共性”,而刚才说那些商人,他们往往缺乏“公共性”。尽管他们在当时的政界、商界也算纵横捭阖,对吧?甚至也做出很多可点可赞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或者说自己没有能力发现到,甚至也没有勇气投入到整个社会的“公共性”这么一个重大的、正当性的历史进程中。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纯粹个人化的一些故事,而张謇的故事却和时代的这种“公共性”,和这个历史正当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张謇之所以光辉,是因为他和中国100来年社会的主体力量——这个主体力量某种意义上可能当时还处在边缘——结合在一起了。这种力量是什么呢?就是立宪,工商社会,现代教育,这些事业穿插在一起了。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他的形象就比较光辉了。

而其他人可能也有一点参与,比如也参与过兴办教学,也参与过工商社会,在立宪的过程中也多少做了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并不是把自主主体性和这个社会公共性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么密切。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胡雪岩、盛宣怀这些人缺乏公共性,就是公共政治,公共社会的public这个公共性的自觉,张謇这一点上不同于他们。


夏骏:这里差别的根源,可能要探寻到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层面。一个人即使能力很强、成就很大,与这个人是否可能获得的历史评价是两回事。甚至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位极人臣、富可敌国,多少年以后的历史评价却是负数。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有钱人,至今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不超过个位数。从根本上看,权力、财富在当时很实用,过后却如烟云。人们愿意怀念的,或者说历史愿意顽强记忆的,是那些能够呼应人性深处的“善”的力量,是一个人可以恩惠于他人的有益的力量。一个人有益于大众的力量和贡献,改善和施惠于众生命运的力量,才是不朽的地基,也是人最接近于神性的地方。

这其实也就是所谓公共性,惠及众生的事业和力量。

《张謇》第三集 剧照


高全喜:对,刚才我说的这个公共性,当然这是从社会层面,从它的客观历史进程层面来说的。要从一个人的人格来说,那么当然就说张謇他个人的历史情怀,个人的知识结构,视野以及在人生中的积累这方面来说,张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厚重精神含量的人。而其他刚才说那些人,胡雪岩、盛宣怀等等,相对而言他们内在的精神含量就显得比较单薄。当然他们也算是一些人物,但是缺乏一种内在精神,缺乏人文历史的这么一种精神的内在含量。

但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光是人文历史的精神含量还不足以获得如此光辉,因为当时的一批士绅,尤其是一批学问者,他们的人文历史精神含量也是很厚重的,但是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到从事社会的公共建设实践中来,他们只是著书立说了,或者作为丰富一己个人的内在生命的体验。

张謇的不同,就在于他有厚重的内在的精神,既有中国的历史传统,人文传统,还有对世界的工商文明的这么一种理念吸纳,聚焦在一起了,同时他又能够把这些东西化为一种社会变革中的公共性的力量。与他同时的19世纪、20世纪那个时代的一批人,大部分还只是收敛于心,可能有著书立说,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公共性。

我们看张謇的全集,看他留下的诗文,更主要的是要通过他的事功,尤其是他在作为现代立国者之一的这些事功中,再来体会他的诗文,就和同样当时写一些墓志铭、一些诗文的那些人味道不一样,因为张謇有一个非常社会的、具体的实践内容作为支撑,就使得他的一些诗词应答,还有他写的一些墓志铭,视野就不简单只是像胡雪岩、盛宣怀那种商人的视野,不一样。因为他里头有一个立国的公共性,立国立宪的公共性。而刚才说的那些人这方面是没有的,或者说缺乏的。

相对来说,这里头唯一有点例外的一个人,就是郑孝胥,他是有视野的。郑孝胥为什么诗文比较好?他有法政这方面视野和意识。但是,他最后选择的路径,最后落地满洲国,这个相对来说又是他的一个短板。郑孝胥的诗文好,书法也好。他有政治情怀,而且有政治能力,只是他最后选到了满洲国,这点上就又支不起来了。

张謇还是坚定维护一个共和国,中华共和国,那就使得他形象的光辉性就比较大。咱们总结来说,一个是他的公共性,也就是说共和国的缔造参与者,和他的传统的人文精神,儒家文脉精神的这种道德和兼济天下的情怀,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他。

所以我们从张謇身上看到一个古今结合很好的案例,一个是古典精神,一个是现代政治和经济,就是法政和经济,这是完全现代的,加上古典的人文、诗文这两个结合,就使张謇的独特性出来了,说他有光辉就在这个地方。而其他人呢?要么就仅仅是诗文好,那些遗老遗少,对不对?要么你是做生意的这一套,你不就是大商贾吗?你也就是个商人。

张謇和他们完全不同,胡雪岩、盛宣怀他们显然就是商人,没有达到这个公共性的层面和高度,没有我说的参与到共和国的这些事业。



对话嘉宾

高全喜

法学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原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现代政制五论》、《立宪时刻》、《政治宪法学纲要》等。



纪录片导演、制片人,《河殇》《长江》《汉江》《秦淮河》《蜀道》《川魂》《解读上海》《中国农民》《颜子》《张謇》《读书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导,历任 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文字编辑| 和峰 视频图片编辑|何苗 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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