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下重读张謇——《张謇》总编导夏骏访谈录
宋 捷 朱一卉 思想现场 2020.09.17
夏骏（右） 接受宋捷（中）、朱一卉 专访
离开这个世界94年之后，
他的名字依旧被满城争说。
在南通城1064年的历史上，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深远地影响着这座城市。
六集电视纪录片《张謇》播出之际，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海晚报总编辑宋捷先生和南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朱一卉先生联合专访了《张謇》总编导夏骏先生，畅谈他在拍摄《张謇》过程中的感悟和思考。
以下是夏骏先生在访谈中表述内容的主要部分：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张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被低估的，对张謇个人成就的理解也是窄化的。我们知道他办了纱厂，办了学校，但是，他作为一个状元，为什么不做大官，不当翰林，要来办厂？他的纱厂在中国当时的工业格局中间是个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办厂的历程是如何的艰辛？他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在办学校？他办了多少学校？他的学校对于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力有多大？为什么他亲自规划、建设的南通被赞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通过这部纪录片，可以相对系统全面地来再现张謇的立体贡献，解读一个复合型的杰出人才。
比如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中国大变革的近代转型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张謇对现代中国立国的贡献，过去都是低估的，为什么他有资格被称为现代中国的立国者之一？在激烈的变革乱局中，他以仁爱之心倡导和平、建设、理性过渡，始终站在民众根本利益的立场考虑问题，散发着不朽的光芒。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人格和博爱精神，有更伟大的力量在其中。他也是个思想家，如果系统地阅读张謇上千万字的著作，就会发现许多东西我们过去都了解不够，比如张謇有国防方略，对西藏、对海洋都有方略，作为全国水利总裁，他对黄河和长江、淮河等也有系统治理的思想。
他是一个城市的设计师，我们今天依然活在他的规划里。南通在工业化初期完成了城市规划，这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张謇率先完成了城市规划的战略格局，在百年前就以长远规划来指导城市建设，使得城市的格局安排得人性、科学，避免了太多中国城市至今都无法逃脱的缺少长远规划继而来回折腾，成为我们今天南通人所享用的幸福之源。他的目光是超越时代的，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超越时代的目光
——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一方土地上如果出不了杰出人物，是这方土地的悲哀；如果出现了杰出人物，这方土地不知道去认知他、理解他、学习他，那是这个地方的后来者的悲哀。我们作为南通的子孙，今天能有一个更加隆重和认真的方式，系统地来解读我们的先贤，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有人感觉张謇一辈子够得意的，中了状元，又做了实业家，那么风光，感觉这个人一辈子好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实不知道张謇命运中的苦难和艰辛比常人多得多。他是一个农家孩子，他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必须要冒籍。一个15岁的优秀学生，仅仅为了获得一个考试资格，就差点面临牢狱之灾。41岁以前将近10年，他从朝鲜回来，实际上是一个待业青年，参加考试屡试屡不中，很不得意。
当他41岁以状元身份再次回乡，一个获得那么高身份地位的人，要变成一个去求人家来帮忙投资办实业的人。他家境贫寒，没有钱，甚至靠卖字来补贴差旅费。到晚年，他为了盲哑学校，还在卖字。一个做过中华民国总长的人，一个状元，一个曾经占中国纺织业20%以上份额的大企业家，为了南通办一个盲哑学校去卖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选择，一种境界？
在创作这个片子过程中间，我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张謇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张謇去世的时候，留给子嗣的是债务，不像盛宣怀，给儿孙留下巨资财富。在金钱上，作为一个商人来讲，他甚至是个失败者。我们南通现在的企业家，有一批人的财富可能都比张謇当年最鼎盛时期的财富更多。但是，为什么在张謇先生离世94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高山仰止，以更大的热情追随他，怀念他，解读他，学习他，这中间的奥秘又是什么？
纪录片《张謇》摄制现场
张謇有着不一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的伟大就在于能把一个杰出的、高尚的人生观具体化和朴实化，所以他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人跟草木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精神追求，就是人格境界。
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是在人心人性和良知上建立的大厦，这样的大厦才能不朽。张謇为盲哑学校在街头卖字的时候，他是站在人性和良知大厦的高度，他是用自己生命的光去温暖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圣人的境界和圣人的思维，跟常人俗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
今天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状元，一个总长，为与他不相干的残疾人能够上学，卖字集资办学，你不觉得这个场景发散着圣洁温暖的人性光辉？任何有良知的人能不为之动容？人性的期待，就是不朽的地基。
张謇是中国文化背景上诞生的状元，本该是在中国农业文明和传统官场的套路上转圈的人，可他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这是个奇观。这一点也是我们南通的光荣，究其原因，跟海洋的移民性格有关。一是南通在上海附近，和现代文明接触得比较早一些，另外就是从小他太艰苦了，张謇的苦难的童年和少年，反而成就了他的独立性、开拓性。他在人生选择的时候，少了官宦世家出生的人的障碍和束缚，多了独立性。恩帅吴长庆去世以后，张之洞和李鸿章都请张謇做幕僚，张李在当时都是权倾朝野的一品大员，是宰相级大官，已经在国家权力核心，这对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太有诱惑力了，但他竟然“南不拜张，北不投李”，他要走自己独立的人生之路。
他在办纱厂时，一开始本来想搞民办企业，但没有办法筹集够钱，最后只能让官股的设备进来。对官股，张謇很清醒，他觉得，官方的色彩重，就会更加依赖官方，未来风险可能更大，控制力弱了以后，可能未来被政治牵扯更多。他对官股的权重作了诸多限制。这样做使得企业后来的运作更艰难，但其宝贵的相对独立性在后来的一些关键时刻又显得极为重要。张孝若在传记中写道，他父亲说过，这一生经常是打掉牙，吞到肚子里，连手都不去摸一下。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多大的苦难来了以后，都自己扛着。张謇生活的年代，中国苦难深重，处在历史大转型时期，在历史的三峡中，风高浪急，下面有暗礁，前面有险滩。张謇是第一批进历史三峡的人，风险巨大，苦难巨大，但竟然做成了那么多事。
人生不能等，挑战一个接一个，人生经不起时间的煎熬和等待；反过来说，又不能拿头去撞南墙。
翁同龢是张謇的政治靠山，是同路人，可等张謇为父亲守制后回到京城，翁同龢这个政治靠山却因变法失败轰然倒塌。
张謇没有参加戊戌变法，继续当翰林没问题，但他觉得这条路没意思，赶紧走，选另一条路，回家办实业。但后来当天下召唤的时候，他又去了。
所以在晚清和民国交替的那样一个关键时期，作为少有的南北两方面共同信任的一个人，张謇放下和袁世凯的旧怨，参与推动民国建立。
担任农商总长的时候，国家很乱，又没有钱，做不成什么事，他就做了立法工作，民国政府初期，70%的立法都是张謇当总长那两年做的。可以说，他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初的立法奠基人，全面奠定了中国工商业的立法基础。
纪录片《张謇》摄制现场
等到帝制回潮，政治越来越复杂，他一看没办法做国家的“一二事”了，立即辞官回家，做南通的“一二事”。张謇考虑的“一二事”，都是以对中国有利、对社会有利、对百姓有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的高度在于超越政治、超越商业、超越虚名，从根本上做有利于中国的事。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中国的根本利益需要什么，中国的良性发展需要什么，自己就做什么。至于眼前自己是不是能得到更大的官，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钱财，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是张謇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高明之处和杰出之处，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学习的地方。
所有的权力和钱财对于任何个人都是阶段性的，暂时的，只有人性的魅力和为众生长久幸福而沉淀的事业才是不朽的，有深刻洞察力和长远眼光的杰出人物，会选择不朽之路，那才是生命的至尊意义。
张謇先生是千百年来南通最忠诚的子孙，也是南通最光荣的儿子。他是南通的儿子，也是南通的恩人。因为他的努力，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品质和全面地位，提升了南通人民的整体素质，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建设成为当时中外闻名的文明先锋，所谓”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做这部片子时，我想，假如可以穿越时空与张謇先生同时代的话，我也许能做他的一个小朋友，和他有许多良好的互动。
在张謇先生的墓阙上，他的一生的身份可以写大生总裁，可以写状元，可以写国家总长，但他没有。最后仅仅是“南通张先生墓阙”，就是“南通”二字相陪永远。他是如此深爱自己的家乡，千百年来的南通土地有这样的孝子，对生养自己的家乡忠诚到这个程度的人，本来是家乡巨大的光荣。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这位“南通现代化之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人物的坟墓却被造反派挖了。这个事情折磨着我，南通后世子孙对于这位如此深恩于家乡的先贤应该怀有深深的愧疚，我既然有机会做了纪录片这样一个职业，如果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对于张謇先生做一次有价值的解读的话，也于心不安。解读和传播张謇先生的杰出人格与贡献，让更多的后代子孙了解这位光荣的先贤，也是为了让文明扎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纪录片《张謇》开机仪式
我们与张謇先生同处于一个历史逻辑之中，就是共同处于中国这20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张謇先生所经历过的痛苦、思考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依然是我们正在面对的问题，有些问题和挑战甚至比张謇先生的那个时期更为严峻。张謇先生的智慧，包括他的痛苦，他曾经经历过的沧桑，都是我们今天可以直接汲取来学习的材料与模板。
张謇先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能做出伟大的事业，今天的后来者应该更加努力去了解他的宝贵经验，认识他的伟大之处，每个人都应当追求能够做成无愧于生命的“一二事”，“不与草木同腐”。
纪录片《张謇》总编导：夏骏
纪录片导演、制片人，《长江》《汉江》《秦淮河》《蜀道》《川魂》《大海湾》《颜子》《张謇》《改革开放20年》《中国农民》《读书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导，历任 中华遗产杂志社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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